近来,一些风水书籍在书店里极为抢眼。说它抢眼,是因为它不再是风水术士自称秘藏多年的破烂,而是一些学者号称研究多年的心得;它也不再是仅仅关于坟墓、房屋的莫名其妙的呓语,而是与城市建设、与科学挂上了钩,直至在书中直命之为“中国风水学”。一本名为《风水与建筑》(以下简称《风水》)的著作开篇即称,对风水的全盘否定、鄙视和诘难,将“使风水的科学内涵得不到合理的发掘”,这样就会“割裂人类文明的传承性,必然走上‘民族虚无主义’,由此引发两种社会现象:漠视,逆反盲从和迷信。”如同争吵中的人们习惯提高音量一样,这本书一开始就这样亮出了高亢的嗓门:你敢对风水全盘否定、鄙视并进行诘难吗?
风水,相地之说也。古人迷信,以为地形、地势、地貌之类,体现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变化,事关吉凶祸福,所以建房、筑墓,不可等闲视之,必相出个天九地六、道出个子丑寅卯而后安。事实上,就像风水术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如缕一样,反风水的言论千百年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而且风水术小道,通常难登大雅之堂,而反风水言论则堂堂正正,往往出自大学问家。
虽然古代的学者们认识到阴阳术士们多的是些“悠谬之谈”,但他们并不认为风水等“术数”完全没有道理,而是认为其中有真理存在,只是传非其人罢了。
麦高温,英国伦敦会传教士,1860年来华,先后在上海、厦门等地传教,精通汉学。1909年在上海出版《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》(以下简称《明暗》),书中有一节专论风水。麦高温清楚地知道,“在中国,风水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超自然的力量之一”,无论是家庭、坟墓还是城市,都不可没有风水。墓葬如果是块风水宝地,就会给家庭带来财富和荣耀,否则如果家庭不幸,就是房子或坟墓有碍风水,所以如果在某家的房子或坟墓附近架设电线,就必然会遭遇该家庭甚或其家族的愤然反对。由此,“如果一个孩子死于麻疹,或是一头猪掉到沟里淹死了,或是粮食欠收,人们都会说电线杆和电线正是罪魁祸首。”
出于对风水的盲目尊崇,人们反对地下开掘。所以富藏煤铁之乡的人们只好挨饿,而盛藏花岗岩之乡的人们只好远道买料建房。风水以及由风水派生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广泛的,以致原来并非属于风水的东西也被划入到了风水的范畴,麦高温认为,风水“比其他力量更加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”。
从麦高温著作出版后的几十年来,风水术已逐渐被人们抛到了脑后,这当然不能归功于麦氏,而与电线杆的竖起、公路铁路的修通、矿山的开采等密切相关,因为这些在以前被认为是破坏风水的举动在被推行后,不仅没有带来灾祸,反而带来了财富,风水自然也就再没有什么人去信奉。
但九十年后,风水却又沉渣泛起,这次它不再把什么吉凶祸福放在首位,而是首先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,不再仅仅只谈风水术,而大论所谓风水学,以为中国风水学与人文地理学、人生地理学、行为地理学、环境心理学、心理场理论、医学地理学等现代科学密切相关,且有天文学、地理学与人体科学三大支柱。按理,这样的学问必然是地地道道的科学了,而且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颇有些道理,比如建筑应当“天地人合一”,但是,这应当只是一种追求,一种可供应用的原则,而不可绝对化、神秘化、神圣化。“城市风水”如果是指合理布局、道路通畅、环境绿化之类,那是科学,而如果硬要指什么道路的走向有冲犯、草坪的形状有吉凶之类,那就是糊弄人的伪科学。同样,建筑如果注重和谐有形、通风向阳,那是值得继承的传统,而如果硬要说什么“前窄后宽,高贵如山”、“前宽后窄,失印逃走”,什么南北长的房子吉、东西长的房子凶之类(《风水》P282),甚至以为清代作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之所以命运不济乃是风水在作怪(《风水》第四章第三节),那就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(《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》,〔英〕麦高温著,朱涛、倪静译,时事出版社;《风水与建筑》,亢亮、亢羽编著,百花文艺出版社)